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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共活动管理中的随身码的使用和查验，几乎是随身码使用中的重中之重。

[28]参见苗连营：《立法法重心的位移：从权限划分到立法监督》，载《学术交流》2015年第4期。[42]See Aharon Barak,Proportionality: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Limitations,Translated form the Hebrew by Doron Kalir 53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43]参见汤德宗：《违宪审查基准体系建构初探---阶层式比例原则构想》，载廖福特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6辑），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筹备处2009年版，第1-78页。

关键词:  比例原则 立法裁量 良法善治 法益均衡 合宪性审查 一、问题的提出 比例原则滥觞于德国，最初主要用以规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防止公民权利遭到行政机关的过度限制。（一）比例原则与公平正义的立法价值具有契合性 在哲学范畴上，价值是指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特定关系。如此，裁量权开始充斥于国家权力之中，成为现代国家权力的基本构成。[29]参见乔晓阳、张春生主编：《选举法与地方组织法释义与解答》，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一旦接上最小侵害的过滤器，政策选择的弹性空间就被压缩为零了。

（二）比例原则与科学立法的立法原则具有共通性 立法原则是指立法主体开展立法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它贯穿于立法过程之始终。此时，就需要通过必要性审查进行依次比对，以确定一个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的规制手段。事故调查的目的是多元的：查明事实真相，寻找事故原因，追究法律责任，探索防止再发的对策。

除应当保密外，事故调查报告应当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一）临时的事故调查组织 在行政案件中，通常负责处理案件就要负责调查案件，案件处理机关同时兼为案件调查机关。在作出批复之后，涉案事故的原因和性质、当事人所要承担的责任，已被明确、清晰地确定，且事实上对后续处理产生拘束，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自此已被设定，这种设定并不从属或依附于其后进行的处理行为，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亦不必然被其后的处理行为吸收。技术鉴定所需时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

对确有必要立即进行检查的，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当场检查，但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不过，这里的启动条件、考虑因素并无规定。

该中心坚持独立、客观、深入、全面的调查原则，主要开展事故征候及事故的调查、调查员培训、事故预防研究等工作。但医师法第21条并未修改，也不要求公布调查报告。另一方面，有必要充实个别事故调查结果的信息公开，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允许被害人、民间团体、研究机构等要求再次调查的机制。这样就很难认为，承认事故现场个人的法律责任与防止同种事故再次发生相关。

在事故责任调查中，根据《调查处理条例》第32条规定，一般事故处理的基本程序为：先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对事故调查报告作出批复，然后由有关机关按照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必要时，事故调查组可以直接组织专家进行技术鉴定。此项权利，除第33条的情形外，如无依据正当理由签发、并明示搜查场所及扣押物品的令状，一概不得侵犯。为了让独立性、公正性与专业性能够共存，一方面，在确保事故调查机关独立性、公正性的前提下，不是要将业界和相关行政机关排除在外，而是充分考虑公正性，在必要时能让事故原因的相关企业等参加，借此确保与个别事故调查相应的必要专业性。

如此，从事故调查的角度来看，现行制度无助于防止事故的再次发生，但却让人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有可能产生如何才能使现行制度正当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它还不是专门的事故预防调查机关，其调查的首要目的是查明真相，追究法律责任，也可能包含着面向未来的预防性对策。

一般而言，公共机构之间为了实现公益应当互助。得到批准后，事故调查组工作结束，便可宣告解散。

例如，在前述医疗事故中，由医疗专家等组成中立、独立的调查机关，查明死因，在有犯罪嫌疑时，通报犯罪侦查机关。（二）事故预防调查与责任追究的关联 事故预防调查虽然与个案中的法律责任并不相关，但对法律责任的追究却有中长期的影响。[9]而在事故预防调查中，行政调查仅为查明事故的原因事实，并不对具体人员的法律责任、权利义务作任何处分，也就不对案件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而事故预防调查就是要发现这种一般观念的缺陷，也就是被忽视的事故原因。第35条规定：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调查中查明的事实。但犯罪嫌疑达到多大程度才向刑事侦查机关通报、通报时应该提供多少信息，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

[22]为了让报告更具有完整性和可信性，事故调查报告应当附具有关证据材料。其主要职责是，负责重、特大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的应急工作，承担重、特大环境事件的调查工作。

在检查住宅或兼有住宅用途的场所、信件等物品时，基于对住宅自由、通信自由等的保护，事故调查组应当履行特定的手续。根据运输安全委员会设置法第1条的规定，该委员会的目的在于调查事故、事态的发生原因，促进防止航空、铁道及船舶事故、事故征兆、减轻航空、铁道及船舶事故发生时的损害。

事故调查组无权代替事故调查机关对外作出决定。追究事故责任者的刑事责任无论是受害者及其家属还是社会都有很高的期待，追究了刑事责任的事故在现实中也很多。

但如果调查的目的不是刑事追诉，其资料也不是当然地用于刑事程序，而仅限于间接强制，即不是直接行使实际力量，这时不适用令状主义。这一点通常的讨论形式就是，行政调查发现犯罪嫌疑时，行政调查机关负有告发义务吗？行政调查的公务员应当根据保密义务来遮断信息吗？为了调和令状主义的实质保障与公益协助，可承认告发和通报。这是否与日本宪法第38条第1款规定的不得强迫任何人作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述相抵触呢？拒绝自证己罪特权包括禁止强迫作出不利供述和禁止强迫的不利供述证据两个保障内容，它只是保障免于陈述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之虞的事项，并不保障所有事项免于供述，故而也不同于沉默权。据此，不自证己罪的权利得到认可，而自供采取自愿原则，并通过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来引导自供。

我国现在的事故调查大致属于事故责任调查，这种事故调查因与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制裁相连，可能让被调查者因忌惮于此而沉默不语，由此就会使调查造成萎缩效果。例如，《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第22条第1款规定：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电力监管机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派人组成。

《调查处理条例》第27条规定：事故调查中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事故调查组应当委托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单位进行技术鉴定。从务实角度而言，较为妥当的做法是：在行政调查时，调查机关告知当事人所享有的权利，特别是拒绝有罪供述的权利。

这种做法也符合我们的日常观念，在遭遇不测之时，既要追究有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填平受害者的损失，平息民愤，也要吸取教训，防止再发。不同的陈述可能引起不同的法律后果，具有不同经验的人听取相同的陈述也会有差异。

运输安全委员会负责调查航空、铁道、船舶的事故、事态，并对相关者作出劝告，属于统合型事故调查机关。不过，事故调查无需法律保留，只是说可以开展调查，而不是说可以随意调查。另外，追究组织的管理者和业界团体等的法律责任是很难的。2014年医疗法修改，医疗事故调查制度于2015年10月开始施行。

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应当说，同样的事实经过两种性质的调查有时候并没有必要，在某些情形下是有相互利用的可能空间的。

根据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设置法第18条、第32条规定，课予供述义务，但并不对违反义务者科以刑罚。[11]但是，因医疗安全调查委员会对于单纯过失以上的情形有可能通知警察，遭到部分医师的强烈反对，最终该法案未能成立。

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防止再发（预防）的要素，还能将法律责任正当化吗？[10]事故预防调查有助于法律认知的改变，进而影响将来的制度设计，影响对个人和单位的责任追究。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多难兴邦，必须辅之以学习机制，制度化地转换落在实处。